我叫林大刚，今年四十二岁，在北京一家外国公司工作。下面我来给大家讲一个外国人说中国话的小故事。
我的老板是个美国人，名字叫安达，在中国生活了十几年了。他中国话说得相当好，而且特别喜欢学老北京人的口音。他还爱画画儿，周末有空儿的时候，常常到小胡同里去写生。
有一次，他画得忘了时间，天已经快黑了，胡同里的行人也越来越少了。有两个提着旅行包的外地人迷了路，最后是安达一直带着他们走到了大街上。那两个人非常感谢他，还说他讲话就跟北京人一样。安达心里感到很得意，星期一上班的时候跟同事们说，连中国人都觉得他的北京话很地道。大家听了只是笑了笑。
后来，安达去上海办事，往公司打电话找我，是新来的谢云接的电话。小谢从来没见过这个老板，也没问对方是谁，就大声地喊：“老林，电话！有个外地人找您！”
从那以后，安达就再也不提自己的北京口音了。
今天早上我有一节听力课。大概昨天夜里没睡好，所以起晚了。这下我急坏了，因为开学才半个多月，我已经迟到过两次了！老师不但记住了我的名字，而且还说，下一次我要是再迟到的话，他就不让我进教室了。
我想去洗洗脸，哎？洗澡间的灯怎么不亮了？算了，反正没时间了。我又穿上昨天脱下的那身衣服，骑上车就往学校赶。
教室里坐着很多学生，可是安静极了，连一点儿声音也没有。看来老师还没到。我赶快找到一个空座位坐好。这个时候，我忽然发现，周围的人都是我的中学同学，每个人的面前还摆着一本数学课本。太奇怪了，这节课不是听力吗？怎么会变成了我最讨厌的高中数学课呢？还有，我跟同学们打招呼，他们都不答应，只是看着我笑。笑什么？是因为我没洗脸，没梳头，也没刮胡子，还是因为我又穿了两只颜色不同的袜子？正当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，“叮铃铃……”，上课铃响了。
我一下子就醒了，睁开眼睛，看了看床头的闹钟：六点半。我打开窗户,天还没亮呢。我呼吸了一口新鲜空气，心里得意地想，今天肯定不会迟到了。
海天公司最近需要招收一名会讲外语并且懂计算机的人。有很多人报名来参加面试。
上午十点钟，刘经理坐在他的大办公桌前。安秘书坐在另一边，面前还摆着一台笔记本电脑。公司的员工小周留在楼道里，开始叫第一个人。
进来的这个人很年轻，个子不太高，大眼睛，留着长发，很会唱歌儿，出去的时候还很有礼貌地给经理行了个礼。下一个是个短发圆脸的姑娘，背着一个大书包，一进门就从里面拿出一大堆各种各样的证书，一份一份地给经理看。第三个人有四十多岁了，戴眼镜，样子像个大学老师，可是好像连一句英语也不会说。接着是个矮胖子，穿着一身西服，他先过来跟经理握了握手，又过去跟秘书打招呼，动作慢得让人着急。第五个是个外国人，黄头发，蓝眼睛，又高又瘦，穿着一身中式衣服和一双布鞋。他不但普通话句句都说得很地道，而且还懂当地的土话。最后是一个打扮得非常时髦的妇女，岁数在三十五岁上下，戴着一顶浅黄色的帽子，穿着高跟鞋，手里还提着一只很讲究的皮包。不管经理说什么，她都笑一笑。
赵静是中国留学生，到里昂来学习法律有半年多了。要是有人问她是不是已经习惯了学生食堂的饭菜，她就会回答说，她最不喜欢奶路的味道，但是最爱吃的是法式甜点。她现在想，中国人没有吃甜点的习惯实在是太遗憾了。
这天晚上，她约了几个同学，到她这儿来给马新平过生日。大家事先说好了，每个人带一个菜来。赵静决定自己动手做一个巧克力蛋糕。
她在“美食网”上找到了一个看来比较简单的食谱。她先把一大片巧克力切成小块儿，和150克黄油一起放进一个小锅里，用小火化开。又打了四个鲜鸡蛋，并小心地把蛋黄和蛋清分开，放在两个大碗里。接着，她把五大勺白糖放在蛋黄里一起搅，再把小锅里化好的巧克力和黄油也倒进碗里，一边搅一边慢慢地加进一勺面粉。
最后，按照食谱上的说法，“要把蛋清打得像雪一样”。可是，用什么打呢？那上边一个字也没提。赵静先用筷子打，然后又换成叉子继续打，把胳膊打得酸疼，蛋清还是没有变成雪的样子。她感到非常失望，心里想：不知道是法国甜点太复杂，还是自己太笨了。
中国人把吃饭看作生活中一件很重要的事，法国人也一样。不同的是，法国人在饭桌上的时间比中国人长得多。特别是请客的时候，一顿饭一般要四、五个小时才能吃完，午饭从中午一直吃到下午，晚饭呢，就一直吃到夜里一、两点钟。
首先，一顿饭不但要吃得好，而且要讲究怎么吃。餐桌怎么才罢，盘子、杯子、刀叉和餐巾应该放在哪里，都不能随便。客人到了以后，先在客厅里喝开胃酒。过一会儿，主人才把大家请到餐桌前，安排好座位，开始吃饭。
饭菜是一道一道地端上来的：先吃凉菜或者喝汤，然后是主菜，接着是奶酪，最后吃甜点或水果。每吃完一道，主人都要把用过的脏盘子拿走，换上干净的。饭后，大家回到客厅里，主人还会拿出饭后酒。有人开玩笑说，这样可以把吃下的东西“推”进胃里去。
但是，时间长主要是因为人们一边吃饭一边聊天，从生活小事到国家大事，什么话题都可以说。高兴的时候，七嘴八舌，有说有笑；要是意见不合的话，也会大声地吵起来。不过，最后大家分手的时候，又把刚才的不愉快都忘了，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。很多人才把餐桌上的谈话看作一种艺术或者一种社交方式。
于非一整天都兴奋得坐不住。老师讲课，他连一句也听不进，脑子里就想着一件事：今天晚上的那场演唱会。
他和他女朋友小青都是“飞龙乐队”的歌迷。一个月以前，于非怕买不着票，半夜就去排队，好不容易才买到两张。虽然座位是最后一排的，但他还是觉得很幸运。
演唱会在北郊体育场举行。于非和小青从市中心先坐六号地铁到终点站，然后换384路公交车，又坐了三站才到。
八点整，演唱会开始了，他们俩根本看不清楚舞台上的歌手，但也和其他的观众们一样，不停地向他们挥着胳膊，激动得又叫又跳。
散场了。他们一边小声地唱着刚才听到的歌曲，一边跟着人群往公交车站走。可是，车站周围站着一大群人，最后只来了一辆，还是末班车，他们俩用力挤了半天也没挤上去。那，多花些钱打的吧，或者跟别人拼车也行。可是，连出租车也打不着，不是方向不对，就是人已经太多了，司机说坐不下。
没有别的办法，只剩下两条腿了。最后一班地铁是十二点五分。于非看了看手表，算了一下时间，也许还来得及。好！赶快走吧！
我小时候，父亲身体不太好，不适合住在城里，就把我们全家搬到了乡下。我们那个村子不大，就在著名的庐山脚下，离长江只有十几公里，附近还有一个大湖。村子周围的小山上种满了绿油油的茶树。
当我长到七八岁的时候，父亲有时会带着我翻过几座小山，到镇上去买东西。可是，我从来没有登上过庐山。
这一天终于来到了。一路上，父亲不时地要停下来采草药，结果当我们爬到山顶的时候，已经快到傍晚了。刚开始，四周都是高大的树木，我们什么都看不见。可是，只要再往上走一步，眼前就突然亮起来，出现了一幅壮丽的景色。
近处都是奇形怪状的山石和古树，远处是一片大大小小的山头，像大海的波浪一样向低处流去。更远的地方是平原。那边，刚刚下过一场大雨，太阳又从云彩里出来了。就在这时，我看到一条长长的银白色的丝带，在夕阳下闪闪发光。“长江！长江！长江！”，我兴奋地一连喊了三声，好像这样就可以使自己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。这条大江，我听大人们说过好多次，可是没想到这么快就亲眼看到了。它就在那里，静静地流着，把一条条小船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。当我睁大眼睛盯着那些小船的时候，一只无形的大手把一条美丽的彩虹摆在了大江上边的蓝天里。
(Traduction et adaptation d'après François Cheng, Le Dit de Tianyi, Albin Michel, 1998)
中国阴历的新年叫作“春节”，和西方的圣诞节一样，是中国人一年中最重要、最热闹的节日，也是全家人团圆的日子。所以，出门在外的人必须在年前赶回家来，大中小学也都在这个时候开始放寒假。
从阴历十二月初开始，人们就要准备过年了。先得把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，然后在门口贴上一副红色的对联和一个倒着的“福”字，表示“福到了”。大年三十晚上，全家人坐在一起，亲亲热热地吃一顿年夜饭。北方人习惯吃饺子，因为它的样子像元宝；南方人喜欢做年糕，意思是一年比一年“高”。夜里十二点，看完了电视里“春晚”的节目，大人和孩子都跑到外边去放鞭炮。据说，这是为了把一个名字叫“夕”的怪物吓跑，使全家人一年平安，所以这一天也叫“除夕”。正月初一，人们穿上新衣服，带着水果或点心去亲友家拜年，互相说一些祝福的话，比如“身体健康”、“恭喜发财”、“万事如意”等等。孩子们还可以从大人那里得到装着钱的小红包。
最近这些年，大城市里的人不再把春节看得那么重要了。有些人觉得在家做饭太麻烦，就把年夜饭“搬”到餐馆里去吃；也有人利用这个假期去旅行。就连拜年也变得简单了，只要用手机发几条短信就行了！
但是，对农村人来说，老传统还是决不能改变的。
二〇〇八年春节前，中国南方突然下了一场非常寒冷的暴风雪。飞机不能起飞，火车和汽车都停开了，电话联系也断了。
记者在火车站看到，大厅里挤满了成千上万的旅客，有的连坐的地方都没有，有的还抱着孩子。谁也不清楚什么时候会有车。人们又冷又累，十分辛苦，心里只有一个目的和愿望：回家过年。
石宝亭是个湖北“民工”。他的行李是两个装得满满的大袋子，都是给家人带回去的礼物。他告诉记者，他们夫妻俩在广东一家鞋厂打工已经有七八年了，年年都要回家，可是年年买票都很困难。幸好他的妻子已经提前半个月回去了。
记者：那你的票是怎么买到的？
石：（吸了一口烟，然后挥了一下手）唉，别提了！为了买票，我白白排了好几个小时的队，最后连“站票”都没买着。没办法，只好从“黄牛”那里买了这张高价票。
记者：买票这么难，花费这么大，你就没想过留下来过年吗？
石：说实话，不是没想过。过年的时候我们工厂安排得很好，有免费的年夜饭，还可以免费逛公园。可是，孩子和父母都在老家，不回去看看不行。真倒霉，碰上了这个坏天气……
记者：可是，万一火车开不了，回不去了，怎么办？
石：（把烟头扔在地上，口气非常肯定）非回去不可！过年了嘛，火车一定会开的！
当代中国的全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，是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成立的。首都在北京。
谁都知道，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。二〇一四年末，全国人口总数达到了十三亿六千七百多万，其中汉族占百分之九十以上，另外还有五十多个少数民族。
中国的陆地面积大约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，是法国的十七倍。从地图上看，好像一只头向东，尾巴向西的大公鸡。西部是高原和大山，能源丰富，但是人很少。大部分人口都集中在中部和东部，那里的经济比其他地区发达得多，尤其是东南沿海的几个省。
西部和北方是大陆性气候，比较干，冬天和夏天温度的差别很大；而南方的气候是海洋性的，比较温和，雨水多，很少出现寒冷的天气。
中国的两条最长的河流，一条在南方，叫“长江”，全长六千三百多公里；另一条在北方，有五千四百多公里长，它穿过黄土高原，使河水变黄了，所以叫“黄河”。
三千多年以前，中国人的祖先就开始生活在黄河中下游的平原上。古代中国的名字叫“华夏”，意思是很大也很美的国家。一直到今天，海外的中国人都把自己叫作“华人”。
黄老师：于连，今年暑假你到哪儿度假去了？
于连：我和几个同学去了一趟中国，还利用旅游的机会练习了口语。对了，黄老师，我正想问问您呢。我们从南到北，走在了不少地方，发现各地口音的差别太大了。
黄老师：是啊。不过，这不光是口音的问题。语言学家把汉语分成十个方言区。东北，华北和西南地区的人讲北方话，虽然也有口音，但一般能互相交流。而东南部呢，人口比讲北方话的人少得多，面积也只占汉语区的四分之一左右，可是那里却集中了六七种方言。比如，一个广东人碰到一个上海人，如果他们只会讲自己的家乡话，那就需要找个人当翻译，或者通过写字来交流。
于连：就是啊。我们在广州的时候，听当地人说话，看当地的电视，连一句都听不懂。当时我们想，学了好几年中文，怎么没有用呢？幸好也有不少人能说普通话。
黄老师：对。特别是年轻一代，还有那些离开家乡到外地打工的人。不过，根据二〇〇四年的统计，中国国内有46.94%，也就是说，大约一半的人不会说普通话。
于连：是吗？那他们还不如我们这些外国人呢！哈哈……
当你身体不舒服的时候，比如感冒、发烧、牙疼、拉肚子，或者什么地方长了个包，就会去医院看病，检查一下。医生会给你开个药方，在有些情况下，还可能会直接动手术。那些使你生病的细菌和病毒都被药物杀死了，有病的那一部分也被切掉了，病不就治好了吗？这是现代医学的作法。
其实，问题并没有解决。这些干坏事的细菌病毒既然能生活在自然界里，就有它们存在的理由。人一定要杀它们，它们也要千方百计地活下去。有时候，我开玩笑说，十九世纪以前，中国的细菌病毒比外国的轻松得多，因为没有人非要把它们弄死不可，它们也用不着急着“变异”。
人的身体从头到脚，从里到外，大概什么样的细菌病毒都有。这是很自然的，因为我们呼吸的空气、喝的水、吃的食物都是从自然界里来的。那么，为什么有些人还是很健康，很少生病呢？按照中医的说法，在正常的情况下，我们完全可以和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“敌人”平平安安地一起生活。但是，如果你在身体上或精神上受了刺激，阴阳的平衡被破坏了，细菌病毒就会越来越多，从十个变成一百个，从一百个变成一千个，变得太多了，就会很危险。
中医治病就是要找出生病的原因，看看是什么条件使阴阳的平衡发生了变化，然后用中草药或者针灸来改变这个条件。所以，有人说，中医和西医最主要的区别是：西医治病，中医治人。也有人说，西医是一门科学，而中医是一门哲学。
(Inspiré du texte d'une conférence du Dr Fan Zhenglun (Shanghai, septembre 2008).)
H先生是从中国的中医大学毕业的。他很希望能在法国用中医治病，并且让更多的法国人了解中国的传统医学。
记者问：法国有很多懂中医的专家吗？比方说，像您这样的人。
答：这个嘛，我不太清楚。根据法律，我不可以用中医给人看病，因为我没有在法国念过医学院。可是，一个从法国大学毕业的医生，只要去中国实习一个月，回来以后就可以使用中医。
问：什么人可以被看作好中医呢？
答：中医看病的时候，先要仔细地问病人很多问题，既要知道他什么地方难受，也要了解他平时的身体情况和生活习惯。
问：您能举几个例子吗？
答：例如，胃口怎么样，睡得好不好，怕不怕冷，出不出汗，等等。
问：我想，有些西医可能也会这样做吧？
答：对。但是中医还特别注意看病人的舌头和脸色，听他说话的声音，闻他发出的气味，当然了，更重要的是给他摸脉。
问：那针灸师也是这样吗？
答：当然了。针灸师也不能一见到病人就开始扎针。一句话，如果一个医生不花费很多时间来了解病人的话，那他就不能被认为是真正的中医。
你知道421是什么意思吗？这三个数字表示的是当代一部分中国人的家庭结构，也就是说，四个长辈、他们夫妻俩和一个孩子。他们都是1978年以后出生的独生子女，其中很多人已经结婚、生孩子，成立了自己的小家庭，而他们的孩子呢，也是独生子女。
社会学家认为，在不远的将来，一大批421家庭的出现将会很快地改变传统的家庭关系。人们不再有姑姑、叔叔、伯伯、姨妈或舅舅，不再有表兄妹或堂兄妹，而只有少数人才有兄弟姐妹。以前那种“四世同堂”式的“金字塔”现在倒过来了，上面大，下面小。
二十五岁的陆艺华去年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。可是，小宝宝刚满六个月，艺华就回公司上班去了，她丈夫也经常出差去外地。她只好把孩子留在家里，让父母来帮着照顾。她遗憾地说：“我可能不是一个好妈妈，更不是一个好女儿。”虽然在很多人看来，有父母的帮助是自己的福气，但是他们同时也担心，爷爷奶奶或姥姥姥爷会用旧方法来教育后代，这对孩子来说并不一定是好事。艺华说：“他们是五十年代长大的，我们这两代人的生活环境特别不一样。”
金健是个技术员。自从有了孩子以后，他的生活发生了突然的变化：“一下子，既要当老公又要当爸爸，还要当一个好儿子，我可不像以前那样自由了。”他每周一到周四让自己的父母来看他们的小孙子，周五到周日把孩子带到岳父母家去。“只有这样，才能让双方的老人都满意。当然啦，要是我们能独自照顾孩子就好了，可是我们得工作挣钱啊，要不然，怎么能养得起他呢？”
一切为了孩子。这个“1”是全家人的中心。在城里，把一个孩子养大，要花费父母很多的金钱和精力。因此，有些年轻人结了婚却不愿意要孩子，觉得还不如两个人轻轻松松地过日子。现在，这种新式的“丁克家庭”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等大城市里越来越多。人口学家们担心，这样下去，城市的老年化问题将会变得十分严重。
“安居乐业”是一句古话，但至今还是很多年轻人的梦想。通过下面这几个例子，我们可以看到几十年来城市居民住房情况发生的变化。
一
八十年代以前，所有的住房都是由“工作单位”提供的。虽然人口不断地增加，但是住房却很少，满足不了人们的需要。
汽车修理工李育光的故事：1973年秋天，我二十四岁。跟厂里的一个姑娘认识了两年以后，我们决定结婚。工厂很快就同意分给我们一间房子。
其实，我们还住在原来的单身宿舍楼里：中间是一条又黑又长的楼道，两边是一个个完全相同的房间。墙刷白了，就成了“新房”。我们家在三层，朝北，只有十二平米。放进去一张大床和几件家具以后，就没有空地方了。更不方便的是，卫生间和厨房都是和邻居们共用的：炒菜常常要“排队”，上厕所也会碰上“客满”。
不过，我们当时觉得很满意，就这样开始了我们的夫妻生活，而且有了孩子。
二
从八十年代起，一大批“福利住房”建成了。
公务员张世南的故事：1989年，我谈恋爱的时候，我们单位正好开始分房。我和未婚妻只要能领到结婚证书，就可以得到一套四十平米的小公寓。我们俩当时都很兴奋。可是没想到，她工作的那个学校不同意，理由是她还没到二十三岁的“晚婚年龄”！
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就急坏了，立刻跑去见校长说：“校长，我求求您，我们单位好不容易分一次房。要是这次机会错过了，下一次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。虽然她不是‘晚婚’，但法定的结婚年龄已经过了呀！再说，我自己都二十六了。”我把嘴皮都快说破了，还差点儿哭了起来，可校长就是不答应。
结果，两年以后，当我们结婚的时候，单位的房子已经全部分完了。我们只好跟父母挤在一起，挤了差不多十年。
三
上个世纪末，城市住房可以像商品一样自由买卖了，“福利住房”变成了历史。刚刚成年的“80后”，如果没有父母的帮助，就不得不靠自己的经济能力来解决住房问题。他们的收入一般比较低，而可怕的是，房价却越涨越快。到底是买房好，还是租房好呢？
公司白领许虹：我犹豫了很久才决定买房。因为，要是现在还不买的话，以后连郊区的房子都买不起了。而且，租房没有安全感，随时都会被房主赶出去。现在，我那套“二手房”已经快装修好了。至少从搬进去的第一天起，我就会觉得有自己的财产和个人空间了。
理发师周民：我想好了，决不为房地产商和银行“打工”，可是，我也不愿意向父母要钱。他们将来退休以后，岁数大了，万一生病或有急需怎么办？我的一些朋友虽然住进了自己的房子，却欠了一大笔钱。所有的计划，比如购物啊、娱乐啊、旅行啊，全都取消了，日子过得既紧张又辛苦。我们都还年轻，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呢？
自从1998年中国出现了第一部“网络小说”以来，“网络文学”发展的速度很快。据说，那些最看好的大网站家家都有好几百万会员，每天能收到几千篇作品，其中有不少是长篇小说。有些作品在网上发表以后，读者的点击数一天就能达到七、八十万次！
为什么文学网站这么受欢迎？通过网络来写作或者阅读，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？这些作品能不能算是文学？关于这些问题，网上的讨论非常热烈。发表意见的人当中，既有专家学者，也有普普通通的网民。
专家甲：我认为只能说有“网络写作”，并不存在什么“网络文学”。因为纯文学是非常严肃的。一个真正的作家为了文学可以付出一切。
专家乙：我不同意。什么是纯文学？一部作品是不是纯文学，应该由谁来决定？是几个大专家、大学者说了算吗？事实上，很多受读者欢迎的作家都进不了“文学史”。
专家甲：可我说的也是事实啊。我在博客上发表过一篇文章，就是想说明这个问题。现在出现的“付费阅读”，读一页要付几分钱，已经使有些网站商业化了。他们有一批专业“写手”，完全是为了钱而写作，每天必须交一章。这样哪能写出有文学性的好作品来呢？都是垃圾。
专家乙：怎么可以这样讲呢？我专门研究过网络文学。首先，能靠写作来挣钱的人只是少数；其次，大部分网站还是免费的。在我看来，这些年轻的作者们根本不在乎文学界对他们的态度，大概也永远不会被专家学者们接受，但这才是真正的大众写、大众看的文学。
网友甲：总的来说，网络作品给我的印象是什么不健康的内容都有，水平太低，换句话说，就是文笔差，情节差，人物差，反正我看不下去。我要是有未成年的孩子，就禁止他上网看小说。还有，网虫们总是使用一些乱七八糟的网络语言，让人根本看不懂。
网友乙：我觉得，不能把所有这些作品都看成垃圾。有的也表达了很深的思想和感情，文笔又新又美。不过，现在的青少年既没有什么文化知识，也没有多少社会经验，分不清楚好坏。他们对名著又不感兴趣。这确实是个问题。
网友丙：我看，问题是那些管理网站的人。他们让读者投票，得票最多的就是好作品，还说这叫“民主”。
网友丁：我不反对网络文学。写书这种事不是任何人都做得到的，敢把自己写的东西放在网上发表，让很多人看，有什么不好呢？至于网络语言嘛，谁也管不了，也用不着担心。说实话，到现在为止，那些奇奇怪怪的说法只能用在网上，对我们的生活并没有多大的影响。举个例子来说吧，你跟人告别的时候，能说“88”吗？
这个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，中国南方的一个小镇里。李兰的丈夫死了，她一个人带着孩子生活；宋凡平的妻子去世以后，也留下了一个孩子。这一天，李兰和宋凡平结婚了。客人们走了以后，一家四口在一起吃了一顿有鱼有肉的美餐。可是，两个孩子一心想吃的却是另外的东西——
宋凡平嘿嘿地笑着，问两个孩子想吃什么糖？李光头和宋钢同时拿起了放在桌子上的糖纸，说：
“想吃这样的糖。”
宋凡平装模作样地把手伸进口袋，问他们：“你们想吃硬糖？”
他们使劲地点着头，伸长了脖子想看到他的口袋。可是宋凡平摇了摇头说：“没有了。”
两个孩子失望得差点儿哭出来。宋凡平这时说：“没有了，硬糖都吃光了，只有软糖。”
李光头和宋钢立刻瞪圆了眼睛，抬起头来盯着宋凡平。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，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糖的名字叫软糖。他们看到他站起来，摸遍了身上的口袋，像要把软糖摸出来似的，他们的小心脏怦怦跳个不停。宋凡平把口袋一个一个地翻过来给他们看，嘴里说着：
“软糖呢？软糖呢？”
当他把最后一个口袋翻过来，里面仍然是空的时候，李光头和宋钢哇地哭了出来。宋凡平拍着自己的脑袋，对他们说：
“哦，我想起来了……”
他转身轻手轻脚地走向里面的屋子，好像要抓什么小虫子一样。当他在门口重新出现时，李光头和宋钢看到他手里提着一袋奶糖。
两个孩子惊叫起来。然后，他们第一次吃到了软糖，第一次吃到了奶油味的软糖，包着它的糖纸上印着一只大白兔，它的名字就叫大白兔。宋凡平说，这是他在上海的姐姐邮寄过来的，是姐姐给他的结婚礼物。宋凡平让李兰尝一颗，他自己也尝了一颗，给了李光头和宋钢每个人五颗。
两个孩子把奶糖放在嘴里慢慢地舔，慢慢地咬，慢慢地吞着口水，他们的口水和糖一样甜，和奶油一样香。李光头把米饭放进嘴里，和奶糖一起嚼，宋钢也学着把米饭放进了嘴里。孩子们嘴里的米饭也像糖一样甜起来了，他们嘴里米饭的名字也叫大白兔了。宋钢一边美美地吃着，一边亲热地叫着：
“李光头，李光头……”
李光头也一边吃一边叫着：“宋钢，宋钢……”
宋凡平哈哈大笑起来，李兰也幸福地笑着。
这时，宋凡平转向两个孩子，把大笑变成了微笑，对他们说：
“从今天起，你们就是兄弟，你们要亲如手足，你们要互相帮助，你们要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你们要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……”
就这样，宋凡平和李兰成了夫妻，宋钢和李光头成了兄弟，两个家庭变成了一个家庭。两个孩子睡在外屋，大人们睡在里屋。这一天的夜晚，李光头和宋钢捧着大白兔的糖纸躺到了床上，闻着糖纸上的奶香，准备去和梦中的大白兔奶糖相遇。
(Extrait de 《兄弟》 (Brothers), un roman de Yu Hua 余华, Shanghai, Shanghai Wenyi Phubanshe 2005 et 2006, avec de légères adaptations.)